很想永远是个孩子。开心的时候，大笑，天大的烦恼也不让它涌上心头；烦闷的时候，大哭，一直哭到累，哭到坠入梦乡；醒来，不记得自己曾那样的大哭，不记得是什么让自己如此委屈，不去思考是非对错，仿佛心痛是昨天的心痛，与今天没有半点儿的关系。

崔卫平

知识分子是那些愿意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他既然有头脑他就不会强迫自己，只是因为他手上的工作十分具有吸引力，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有些细节不够完善，有些环节还需要把它们找出来，因此他心驰神往，欲罢不能、欲罢不忍，觉得如果离去或中断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为此他甘愿奉献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生。某种魅惑力大到就是给他一个王国也不换。

　　对他来说，最真实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斯宾诺莎一生都在磨他的镜片，康德不出他的庄园几十公里，维特根斯坦从战争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送掉( 据说是不给穷人，那只会败坏他们) ，接着又去当了小学教师。阿基米德和黑格尔都要等到敌军来到他们的院子里。他们为什么那么沉得住气、那么朴实呢？那吸引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坐怀不乱？那就没法说
了。谁能解释智慧的快乐、思维的快乐比口腹之乐、吃得吃不动了要更快乐？谁能解释一个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训练有素的人在他的书房里得到的乐趣比任何购进购出、拥有股票若干要大得多？谁能解释扩大自己头脑的界限比扩大手中权力的界限更令人情不可抑？令他着迷和难忘的是那小心翼翼、一小步一小步的攀登，是多少个殚思竭虑、夜不能寐的日子，是一千次失败、第一千零一次从黑暗和孤独中的重新起步，那种迷惘、失望乃至绝望同时是惊奇、惊喜而后的幸福满足。为此他只愿意选择日常生活，只有平静有秩序的日常生活才能使他的工作有保证。

　　但我知道也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只企望社会大事件，方人大悲欢，他们围绕在时代风云面前就像围观在火灾现场，评头论足，指手划脚，高谈阔论，而一旦风云过后，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思想感情苦闷得很。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就是地狱，当老百姓就是不合理待遇。

　　这种愿意比老百姓还要老百姓的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太棘手了，太容易上圈套了，我绕个弯子说，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一个老百姓和另一个老百姓的关系，你和你家对门邻居的关系。你们在一起交水电费、房租费、煤气费、卫生费，其余呢，各人过各人的生活，互相之间不抱任何幻想。我住的地方有一个人家天天打麻将，我就从来不去管他，人家有人家的自由爱好。他不读书就不读书呗，人家还说你不天天打麻将哩。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我想没有人会犯糊涂，但人们往往忽略这些具体经验，放弃它们而构想抽象的关系或世界。有人一拿起笔来，就会哀叹现在“人心不古”啊，“道德水准下降”啊，“文化沙漠”啊，等等，好像一般人的生活全错了，全都迷失了方向，对不起那个“终极目标”、“终极关怀”。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受过这么多年教育，这一点群众观点都没有。一般人民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

　　依在下之见，值得“终极关怀”的就是让大家都生活。你生活，我也生活。我让你生活，你也让我生活。其中“我生活”也是很要紧的。我先不说生活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我只想指出自己不生活给他人造成的消极影响：一个人如果不生活，没有自己的生活他就不知道别人有生活的要求，不知道如何去尊重别人的生活。苦出身的人总爱将一些东西称之为资产階級或小资产階級“情调”，再三看不惯，一有可能就要加以扼杀。这不能不说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它们的好处，不知道它们对于造成人的美好的精神状态所产生的作用。这就像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个性，一个有自己自由思想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自由思想，认为它们是宝贵的和至关重要的。他自己经验中没有的东西往往他也不习惯别人有。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知识分子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脚步要更快一些，尽量发展自己的生活，尽情享受一切美妙的东西，其中一个结果是不要养成干涉他人生活的习惯，不要喜欢向他人看齐或要他人向自己看齐。也只有尊重他人的生活，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是不受干扰和不自我干扰的。

　　知识分子要热情生活，尽量享受，我这样说恐怕要违背古训“先忧天下之忧，后乐天下之乐”了。我这里的确想表达一下我对这个悠久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的不同看法。我曾因为有这不同看法长久地不安过，但想来想去，恐怕因为我是一名妇女，妇女就是普通人，因此观察问题的角度和那些有更远大抱负的人就是不一样。第一我不喜欢这句话里那种居人之先或之后的特别的姿态。一会儿站
在排头，一会儿站在排尾，就是不肯站到队伍里去，这样就把自己单列出来，而这已经暗含了一种特权。这种特权莫非不是和那个更大的特权集团联系在一起？

第二我不喜欢这句话里的“天下”一词。“天下”是对于世界的一种想象式的、抽象朦胧的、未经证实的看法，它尤其暗示着言说“天下”者那个“天子”的位置，“天下”为“天子”所拥有，没有“天子”就不叫“天下”。有一次我给一个老外朋友念一段报纸讲到“江山”这个词，我连说带划她死活不理解。她说“江山”是美丽的风景，对美丽的风景怎么要去“打”、去“坐”呢？我一拍脑袋，对了，这里面有个封建帝王对待世界的一种占有的态度，江山是要属于谁的，是哪家的江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妇女就不这样看问题。打江山是要让儿子们送命的，而他们是她用心用血一点点哺育出来的。争天下是要家破人亡的，妇女的工作正好就是像燕子一样一口一口垒起一个窝。

 

第三，我不喜欢这句话里“先忧、后乐”这样的表达。在举国没有欢腾起来以前，一个人难道始终要愁眉苦脸不成？这样做没有说服力。如果你得到了真理，这真理必定是好的，好的东西是令人愉快而不是令人苦恼的。怎么能因为你得到了真理而变得愁眉不展？因为你有了一种好东西自己反而弄得痛苦不堪？如果是这样，那赶快把这个东西扔掉好了，免得让它伤害你的生活。再说你要是这样凄凄惨惨戚戚，谁还敢接近你，敢喜欢你手中的真理？这个东西既然不能令你快乐，那么也不能令他人快乐，那么何以证明它是一件好东西呢？我在生活中就怕过一些人，不是我不尊敬他们，而是他们太严峻太深刻了，令我不敢上前。我也怕读一些文章，尽管作者的学问比我好，但总让我觉得那是在一种身心极度不愉快的情况下完成的，写文章的人头疼得厉害，我就不敢看。我这么说是不是从妇女的立场倒
退到儿童的立场了？有一点是确切的，我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受教育者，只是不太愉快的教育方式我不喜欢。

　　在我眼里，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声音传得特别远，特别有感召力，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作为个人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这种贡献也是知识分子式的，那主要是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当希特勒的铁蹄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波普尔在新西兰写出《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他把这看作自己的战争著作。他所思考的不是用一种民族主义战胜另一种民族主义，而是極權主义这个人类生活
的毒瘤的性质。他指出了：“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

 

 

 

相比较于圣派屈克教堂，库克船长的小屋就真的很“小”了，和普通的农家小院没有什么区别。一栋两层的灰色砖瓦的房子，坐落于费兹罗依公园里（the Fitzroy Gardens）。但那院子里飘扬的英国国旗，给这其貌不扬的农舍平添几分神圣。进去参观还需先买票，成年人每人$4, 但是学生只需$2.5. 入口处的售票员在收钱的时候，会询问你来自何方，当得知是中国时，他给了一张中文的景点介绍。当我问他能否要一张英文的单页时，他认真的说不行，我愣住了，继而明白他是在开玩笑，咧开的嘴露出一排白白的牙齿。不禁莞尔。

 

进得小院，便看见库克船长一脸严肃的站在那里。英式的服饰，腰间配着剑，至于左手中拿的是书还是航海图就无法判断了。右手里应该是望远镜之类的吧。印象中那时候这两样东西似乎就是航海员的标志了。瘦削的脸颊，高耸的眉峰，紧闭的嘴唇，预示着这是一个性格相当坚毅的人，野心勃勃，还有一丝骄傲不轻易流露。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被认为是一位了不起的航海家，地图绘制员和天文学家。 1770年4月，他首次看见澳大利亚海岸线，后来，他站在Botany Bay的海岸上宣称英国拥有此“新大陆”。因此，他又被认为是澳洲的建国者。

 

向左，便是小屋的入口，进去后是个非常狭窄的小走道，两边的墙上悬挂着一些木头的农具，和中国农村里使用的工具非常的相似。右侧有一道门，是通往起居室的，起居室里摆放了各式各样仿制的果蔬，然后我看到了很熟悉的一样的东西：一串被捆绑在一起的大蒜。原以为这是“中国特色”。顺着一道窄窄短短的楼梯，我们到了二层，一共三间房，除了主卧室以外，另外两间房狭窄局促。主卧室里的家具仍是按当年的格局摆放着，但有一根长绳将参观者与物品隔开了。大床旁是一个小小的婴儿床，角落里有一架纺织机，男主人的衣服挂在椅子的后背上，帽子随意的丢在桌上，仿佛看见男主人在外劳作回来，将帽子丢下，就去看望熟睡中的婴儿，而一旁的母亲，转动着纺织机，眼光追随着男主人，嘴边浮着一丝微笑。

 

下的楼来，外面是一个面积不大的菜园，种了不少说不上名堂的蔬菜。据说是对库克船长在营养学上的先见之明的赞颂。因为规定了饮食法，在三次远航期间没有一个船员死于坏血病。在那个年代，也真的是不容易了。